反对的声音为什么如此强烈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可能和博雅学院院长甘阳高调宣称要 培养“精英”有关。殊不知，今日之中国，“精英”这个词已经变了味，专指一味为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外国利益充当代言人的“学家”、“专家”。但实际上，甘阳 多次声明，他所谓的精英，是那些能够认同、传承并发扬光大中华文明的社会中坚。当然，甘阳也并不拒绝吸收西方文明的成果，博雅学院的学生要学习古希腊语、 拉丁语，并阅读大量西方文明典籍就是证明——这也是甘阳和“国学家”们的根本区别。
厘清了这一点，我们就能够明白，中山大学和甘阳所做的事情，并不是这些年来大学教育“折腾”的继续，而是对“折腾”的纠偏——使大学回归到培养社会精英的正途，使大学毕业生能够成为坚守社会核心价值，传承人类文明的中坚力量。
近几十年来，中国的大学教育存在的一个最主要问题，就是急功近利，只重工具理性， 不重价值理性。大学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学生，只考虑怎样做才能低成本、高收益，而很少考虑这样做是否符合道德，是否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了破坏性后果。不客气地 说，大学如此作为，其生产的“产品”仅仅是一些“工具”，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“人”。
强调通识教育，学生毕业能不能适应市场需求，是许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。其实， 受过良好通识教育的学生，比那些从单纯的“适应市场需要的专业”毕业的学生，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更为远大的发展前景，因为他们更有信仰，更有操守，因此也 更值得信赖，同时他们具有深广的知识基础，这使得他们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。
重视“通识教育”，这很可能是中国大学教育真正“与国际接轨”的开始，也是中国创建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开始，中山大学和甘阳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，理应得到社会以及舆论的宽容与尊重。（郭松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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