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历癸巳年末，河北作家康志刚在其博客上贴发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1998年发表的一篇悼念文章《忆大山》，记述了一段尘封的往事，情真意切，感人肺腑。文章经《光明日报》等多家报刊转载后，引起国人强烈关注。腊月二十三，我赶到正定，拜访了几位当事人。旧事重温，感慨良多……
1982年3月，习近平到正定县任职后，登门拜访的第一个人就是贾大山。
但是，两人的初次见面并不顺利。
关于这次见面的地点和人员，坊间流传多种说法：有说是在大山家里，有说是在其办公室，有说他正在与众文友聊天，还有文章明言在座者只是李满天。
采访中，笔者曾多方考证，得到的事实是：当天晚饭后，习近平请李满天陪同，一起去寻访大山。先是去家里，不遇，后又赶往其供职的县文化馆。
李满天不是他人，正是经典歌剧《白毛女》故事的第一位记录整理者，时任中国作协河北分会主席，在正定县体验生活，是大山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彼时，大山正在办公室里与几个文友讨论作品。他当过老师、编剧、导演和演员，博闻强记，口才极佳。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，到处是文学青年，到处是文学论坛。他的屋内，更是常常访客盈门。
李满天是常客了，不必客套，而习近平穿着一件褪色的绿军装，虽然态度谦恭，满脸微笑，但毕竟年轻啊，像一名普通的退伍兵，又像一个青涩的文学青年。或许正是因此，当两人进来的时候，谈兴正浓的大山就没有停止他的演说。
近平悄悄地坐下来，静心地听，耐心地等。
等了一会儿，趁大山喝水的间歇，李满天上前介绍。大山这才明白，面前这位高高大大、清清瘦瘦的青年，就是新来的县委副书记。
接下来，贾大山的反应让习近平印象深刻。2009年7月号出版的期刊《散文百家》，整理发表了习近平2005年回正定考察时的录音：“我记得刚见到贾大山同志，大山同志扭头一转就说：‘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！’”尽管这话是大山对着满天压低声音说的。
我们实在无法臆想当时的场景，抑或大山的语气和表情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此时的贾大山还不到40岁，已获得全国大奖，作品收入中学课本，声名正隆，风头日盛，加之天生淡泊清高的性格，面对这个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陌生的县领导，有一些自负是可以想象的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但是，习近平并没有介意，依然笑容满面。
现场的空气似乎停滞了一下。但不一会儿，气氛就重新活跃起来。主人和客人，已经握手言欢了。
习近平在《忆大山》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：“虽然第一次见面，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，有说不完的话题，表不尽的情谊。临别时……我劝他留步，他像没听见似的。就这样边走边说，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。”
那是一个早春的晚上，空气中飘浮着寒意，也一定弥漫着芳香。因为，所有的花蕾，已经含苞待放了……
正定古称常山、真定，春秋时期为鲜虞国。秦立三十六郡，常山有其一。自汉至宋元，真定始终居于冀中南龙首之位，与北京、保定并称“北方三雄镇”。明清至民初，包括石家庄在内的周围14个州县，皆属正定府辖区。
正定城墙周长24华里，设四座城门。每座城门均用青条石铺基、大城砖拱券，并设里城、瓮城和月城三道城垣。这种格局十分鲜见，足以说明正定作为京南屏障的特殊地位。高大的城圈内，有九楼四塔八大寺，更有着众多的商铺、戏院、酒肆和茶楼。“花花正定府，锦绣洛阳城”，此之谓也。
古城正定，敦厚、传统且深邃，像一株繁茂的大槐树，绽放着细密的叶芽和花穗，散发着浓郁的清香和氧气。
贾大山1942年7月生于古城西南街，祖上经营一家食品杂货店铺，家境小富。说起来，他的出世颇具传奇。父母连着生产八个姑娘，直到第九胎，才诞下这个男丁。他从小备受宠爱，吃、穿、玩、乐悉听尊便。他喜欢京剧，爱唱老生，还能翻跟头，拿大顶。他更爱好文学，中学期间便开始发表作品。
高中毕业后，因为出身历史等原因，大山未能走进大学。他先是去石灰窑充当壮工，后又被下放农村。
正是这种特殊的人生际遇，他熟悉了市井文化和农村文化。这两种文化交融发酵，蒸腾升华，促使他成为一名作家。1977年，他发表短篇小说《取经》，震动文坛，并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折桂，成为河北省在“文革”之后摘取中国文学最高奖的第一人。无限风光，一时无两。
大山身材中等，体魄壮实。关于他的面貌，他的朋友铁凝曾经有过一段精准的描述：“面若重枣，嘴阔眉黑，留着整齐的寸头。一双洞察世事的眼：狭长的，明亮的，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里面流动，这便是人们经常形容的那种‘犀利’吧。”
贾大山，的确是一位奇才。
他的创作习惯也迥异常人：打腹稿。构思受孕后，便开始苦思冥想，一枝一叶，一蘖一苞，苞满生萼，萼中有蕊，日益丰盈。初步成熟后，他便邀集知己好友，集思广益。众人坐定，只见他微闭双目，启动双唇，从开篇第一句话，到末尾最后一字，包括标点符号，全部背诵出来，恰似京剧的念白。他的记忆，犹如一个清晰的电脑屏幕。朋友提出意见后，他仍在腹内修改。几天后，再次咏诵。
三番五次之后，落笔上纸，字字珠玑，一词不易，即可面世。
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贾大山走进了习近平办公室。
关于他们相约的方式和过程，我专门采访当年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朱博华和王志敏。他们告诉我，那时没有别的通讯手段，是近平打电话到文化馆，与大山约定的。
县委大院在古城中心，坐北朝南，历史上即是正定府衙所在。走过门口的两棵老槐树，在过去正堂的位置，是一座主体建筑——穿堂式组合瓦房。瓦房的北面，是两条甬道，甬道中间和两侧，共有三路五排平房，灰砖蓝瓦，南北开窗。近平的办公室兼宿舍，就在西路最前排的东段。
只有一间屋子，两条板凳支起一个床铺，一张三屉桌，两把砖红色椅子，一个暖瓶，一盏灯泡。没有书架，成群的书们，或躺在桌面上，或站在窗台上。屋内最醒目的物品，是窗台上的两尊仿制唐三彩：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，那是北京朋友赠送的纪念品。
坐下之后，他们认真地互通了年庚。大山属马，近平属蛇。大山年长11岁，自是兄长了。
然后，开始一边喝茶抽烟，一边聊天。茶是那种最普通的花茶，烟呢？名曰“荷花”，每包1角5分钱。聊天的内容由远及近，先是古往今来，国外国内，后来便集中于正定的历史和现实。
他们的确有着那么多的相似啊。都曾因家庭问题而下乡：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年少的近平受父亲冤案的牵连，挨过批斗，受过关押，到陕北农村插队时，他还不满16岁；大山也是因为出身商人之家，被打入另册，1964年即被迁出县城。都在农村里风雨磨砺：那些年，近平种地、拉煤、打坝、挑粪，什么累活脏活儿都干过，窑洞里跳蚤多多，他被咬得浑身水泡；大山一年四季干粗活儿，秋后种麦拉石砘，两个肩膀红肿如绛。他们又都在磨砺中收获成果：为了拓广农田面积，寒冬农闲时节，近平带领乡亲们修筑淤地坝，他还组织村里铁匠成立铁业社，增加集体收入，后来，他被群众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；大山在村里担任宣传员，自编自演了多部小戏，不仅搞活了小村的文化生活，还多次获得河北省和华北地区文艺汇演一等奖。
最让人称奇的是，他们的知青岁月，竟然都是七年。
对现实问题，他们也有着惊人的相同看法。比如对正定“高产穷县”的剖析，对如何修复和整理正定文物，对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……
两人分手时，已经凌晨三点了。
县委大院已经关闭，门卫的窗户漆黑漆黑。大门两侧是两个高大威武的砖垛，中间是两扇铁门。铁门下部是生硬的厚板，上部是空格的栏杆，足有两米高。
两人面面相觑。夜半天寒，实在不忍打扰熟睡的门卫。
这时，近平蹲下身去，示意大山上去。大山不知所措，却又别无选择，只得手把栏杆，小心翼翼地踩上肩膀。近平缓缓地站起来，像是一台坚实的起重机，托起了大山。大山练过功夫，身手矫健，双手一撑，噌地一下，便翻越而过……
两人相视一笑，隔门道别。
以后的日子里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约见一次。有时是在近平办公室，多数是在大山家里。
晚饭过后，近平安步当车，款款而来。
走出县委大院，沿府前街南行，路东是常山影剧院和百货商店，路西则是一些小商铺、酱菜厂和服装厂。府前街尽头是中山路，西北拐角处便是大山家世代经营店铺的原址。西行20余米，路南是文化馆、印刷厂和建筑公司，北侧则是各种杂货门市和住户。走到育才街，向南300米，左边一个低矮的门楼，便是贾府了。
大山老宅是一个东西狭长的院子，院内有一棵大槐树。夏天到了，槐花如雪，满院馨香。
近平见过大山爱人，颔首，微笑，称一声“嫂子”。
嫂子和大山便把客人迎进北屋。这是大山夫妇的卧室兼会客室，只有十平方米。里面有一床、一柜、一桌、一对沙发和一张茶几。
宾主落座，女主人在茶杯中注满开水后，便到隔壁孩子房间休息去了。
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。
大山是地道的正定通，对家乡历史的来龙去脉，每一座塔，每一尊佛都了如指掌。初来乍到的近平，在不长时间内也能对本土文化说古论今、谈笑自若，着实让他刮目相看。大山二十多年来潜心钻研戏曲、文学等，但没有想到的是，近平对这些领域的阅读和思考同样广泛深入，很多见解令人耳目一新。大山年届不惑，历经坎坷，对社会人生深有体悟。然而，比自己年幼十多岁的近平，很多看法竟然不谋而合。大山对近平的尊重之情油然而生，总喜欢同近平交流，也非常看重近平的意见和见解。
当然，他们也有着诸多差异。
近平看书多且杂，更侧重于政治、哲学和经济，而大山尤专注于文学、史学和佛学；对于现实，近平是一个积极者，即使身处逆境，前途迷茫，他也始终乐观，胸怀梦想。当时，知识青年“返城热”余波未了，城市青年“出国热”高潮渐起，别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回城或出国，他却主动申请回到农村去，从基层干起。而大山则是一个逍遥派，淡泊名利，无心仕途。他上学时未入团，上班后未入党。省作家协会多次调他去省城工作，他坚决不去，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，他居然没有出席。
但大山毕竟是一名作家，职业特点就是关注现实，解剖现实。他得奖的《取经》《花市》等作品，就是以政治视角描写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。对这座县城，这个国家，这个民族，他有着深深的热爱和关注，心如烈火燃烧，眼似灯盏明亮。
所以，在根本上，他们又是相同的。
同与不同，相互沟通，互通不同，通而后同。
这样的聊天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午夜两三点钟。
为什么总是这么晚呢？他们都是“文革”的过来人，开会到凌晨是家常便饭，而且当时也没有别的娱乐形式，读书，或与好友聊天是知识分子最好的消夜方式了。最关键的，还是他们心意相通，志趣相投，言之有味，言之有物，相守难舍。
出门后，大山会执意相送。于是，他们便接续着刚才的话题，一路边走边聊，直到县委门口。如果大门关闭，大山会自然地蹲下去。这时，近平也不再客气，踩上肩膀，轻手轻脚地翻越过去……
关于他们聊天的日期，我也常常疑问。近平身为县委领导，每天工作繁忙，而且又是嗜睡的年龄。他们相约深谈的时间，是否多在周六晚上？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利用第二天的休息日（当时每周只休星期日一天），补充睡眠。
我曾就此询问时任副县长的何玉女士，她说这属于私人交往，工作日志没有记载。而大山夫人则说，大山没有日记，具体日期无法查询，但他们俩人的熬夜是功夫，经常彻夜不眠，聊到天明。
这期间，正是近平最忙碌的时候。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个公社和大队之间，以最快速度熟悉着县情。
县委有两辆吉普车，他很少乘坐。他总是骑着自行车，穿梭于滹沱河两岸。从河北到河南，是一片大沙滩，常常需要扛着自行车前行。
老干部张五普回忆说：“那时我在西兆通公社任书记，他一个人来调研，骑一辆旧自行车，下自行车就和我握手。我问，‘习书记怎么你自己来了，你认得路啊？’习书记用衣袖擦一擦满头大汗，说，‘打听，我打听着就来了。’”
这一年，习近平办成了一件最令正定人振奋的大事。
正定县是全国闻名的农业高产县，却又是有苦难言的“高产穷县”。多年来，国家规定每年上缴征购粮7600万斤，每亩平均负担200多斤。由于征购任务过重，很多老百姓口粮不继，不得不到外地购买红薯干度日。习近平了解这些情况后，无比痛心。可要摘掉“高产县”的帽子，无疑是自曝其丑，虽然能够减轻老百姓的负担，县委有关领导却有可能“犯错误”。
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，还是主动向上呼吁？
县委主要领导考虑到习近平刚来工作，不愿让他出面，担心会对他造成不利影响。可习近平说：“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我党的优良传统，你们不用担心。”于是，他和另一位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，多次跑省进京，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现实困难。
1982年初夏，国务院终于派出调查组。这一年秋后，上级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2800万斤。
这是一件影响正定历史的大事，为正定农业结构的调整和未来的大发展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在他分抓的领域，更是事必躬亲，脚踏实地。
县委门口的两株古槐，花开花落，几多春秋，大家熟视无睹。有一次在文化局参加座谈会，近平问槐树是什么年代的。众口无语。他提出请林业专家鉴定。结果竟然是元末明初，是这个古城里年龄最大的植物。于是，围上铁栏，写明文字，加以保护。
城里有一家玉华鞋店，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正定县成立的第一个秘密工人党支部，他指示修缮保护。
“岸下惨案”是1937年10月日军侵占正定时发生的一起屠杀事件。近平请人挖掘整理，开辟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并亲自审定纪念碑碑文……
1982年12月23日下午，近平打来电话，约大山见面。
“好啊。但是，今天你就不要去机关食堂了，在我家吃晚饭吧。”大山说。交往就要一年了，近平还从来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饭，作为地主，大山总是自责呢。邀请过几次，他总是笑笑说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我们每次都喝茶水，已经够奢侈了，何必要喝酒呢。今天，大山再次提出了这个请求。
近平怔了一下，居然答应了。
那天晚上，大山准备了几个精致的小菜：雪里蕻炒肉、莲藕片、花生米和凉调菜心。主食呢，就是涮羊肉。没有专用火锅，把铝盆放在蜂窝炉上，权当涮器。虽然器具简陋，但材料却不含糊：麻酱、韭花、蒜末、香菜、酱豆腐一应俱全。
近平如约而至。陪同者仍然是李满天。
炭火红红，蒸气腾腾，几杯小酒下肚，话题也热烈起来，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县文化局。文化局下属剧团、新华书店、文化馆、文保所等七家单位，三四百人，大都是知识分子和演员，情况复杂，矛盾重重。最主要的是，正定有九处国家级文物，这在全国各县中也是屈指可数的，却长久失修，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李满天半开玩笑地问：“大山，如果让你当局长，能收拾这个摊子吗？”
大山从小与这个圈子打交道，现在又是文化馆的副馆长，自然深知其中矛盾根蒂，于是，借着酒兴，脱口而出：“当然可以，只要给我权力，让我说话算数。”接着，便豪情万丈地谈起了自己的“施政纲领”。
这时，近平果断地说：“好，就让你当局长！”
大山惊呆了。
原来，针对文化局的乱象，作为县委分管领导，近平一直在暗暗地寻找和选择。正定作为一座历史名城，无论对内还是对外，文化系统都需要一位硬邦邦的领军人物。考虑多日，他和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何玉想法形成一致：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贾大山。大山成熟稳健，刚直正派，不仅善写小说，而且也很有行政能力，最关键的是他对文化事业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。但大山不是党员，无意仕途。不过，经过这么多次的深入交往，他对大山的个性又是了解的。于是，在多方征求意见并与主要领导沟通后，在常委会上，他提议大山担任文化局局长，并获得了通过。那天晚上，他就是前来通报的。
近平说：“你不能只是自己写小说，还要为正定的文化事业作贡献啊，而且要把你的好作风，好思想带到干部队伍中。”
大山难以置信：“可是，我不是党员啊。”那个年代，党外人士在县里担任领导干部，而且是部门正职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近平说：“你不用担心，组织已经有了安排。”
原来，县委常委会已经形成决议：文化局由局长主持全面工作。
第二天上午，非党人士贾大山，从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副馆长，连升三级，直接上任文化局局长。
正定历史上，这是绝无仅有的！
习近平在《忆大山》一文中，全面评价了贾大山此后几年的工作：“上任伊始，他就下基层、访群众、查问题、定制度，几个月下来，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。在任期间，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、保护、维修、发掘、抢救，竭尽了自己的全力。常山影剧院、新华书店、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，隆兴寺大悲阁、天宁寺凌霄塔、开元寺钟楼、临济寺澄灵塔、广惠寺华塔、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，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。”
士为知己者死。大山是一个文化人，却又是一个血性汉子。
在这里，且讲述几个细节。
常山影剧院，被称为正定的“人民大会堂”，县里重大会议都在此举行。但这座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木结构建筑，已成危房。近平提议重新建造。为了保证质量，为了保证工期，大山毅然决然地把铺盖搬到工地，日夜监工，虽然他的家就在千米之内。
正定隆兴寺是闻名世界的宋代大型寺院，更是一处国宝级文物。但由于年代久远，破破烂烂。若要全面修复，需要资金3000万。如此巨大的投资，是当时全国文物系统除了布达拉宫项目之外的第二大工程。为此，近平频频出面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前来考察评估，而大山则奔走于京城、省城和县城之间，往返数十趟，直累得心力交瘁，胃肠溃疡。他蜷卧在吉普车后座上，牙关紧咬，冷汗直流。由于长期出差在外，药罐只得带在身边，白天跑工作，晚上熬中药。最后，终于得到上级部门大力支持，落实巨资。
这项浩大的工程，还需要征地60亩，拆迁60户。其中困难，可想而知。
经过千难万难，隆兴寺修复工程终于圆满完成。
至此，隆兴寺真正成为正定最鲜亮的文化名片！
春节期间，是别人最欢乐、最放松的时候，却正是他最紧张、最揪心的时刻。九处国保单位，全是砖木结构建筑，最易着火。每逢此时，他昼夜巡视，废寝忘食。别人劝他，他说：“祖宗的遗产，国家的宝物，我负责守护。出一点点问题，我就对不起正定，对不起县委，对不起习书记啊！”……
正定的文化事业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最辉煌的时期。
历史已经证明，贾大山用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按照自己的理想，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尽到了最大力量。虽然极其苦累，但也极其快活，极其酣畅。
不啻说，贾大山是那个时期全中国最得意、最幸福的文人！
……
这期间，近平升任县委书记，工作更忙了。但他仍然忙中偷闲，一如既往地和大山相约见面，夜聊。
春雨润青，夏日泼墨，秋草摇黄，冬雪飞白。岁月如歌，他们共同享受着友谊的芬芳……
1985年5月的一个午夜，大山已经休息。突然有人敲门，近平请他去一趟。
原来，近平要调走了，第二天早晨7时乘吉普车离开。白天交待工作，直忙到半夜，送走所有同事，才腾出时间约见老朋友。好在，这个时间，正是他们最畅快的时光。
关于这一次离别，大山后来从未提起。倒是在近平的笔下，有一段清楚的记载：“……那个晚上，我们相约相聚，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。临分手时，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，依依别情，难以言状。”
两人分手时，正好又是凌晨三点。近平最后一次送他到县委门口，四目相对，心底万千话语，口中竟无一言。与往常不同的是，这一次，县委大门敞开着。
采访时，大山妻子告诉我，那天晚上，大山回来时，怀里抱着两尊唐三彩：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。他一言不发，倒头便睡，直到第二天中午。起床后仍是呆呆地发愣。
妻子以为他病了，催他吃药。他摇摇头，慢慢地说一句：“习书记调走了。”
49岁那一年，大山辞去局长，功成身退，回归文坛。
这个时候，整个文学评论界惊奇地发现，他的小说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。“梦庄纪事”和“古城人物”系列数十篇短篇小说，微妙而又精确地发掘出文化和人性的敏感共通之处，禅意浓浓，芳香四溢……
大山已经完全醉心于文学。如果说早年的他曾有过文人孤傲的话，那么后期的他，则十足是佛面佛心了，慈眉善目，与世无争，笑看风云，其乐融融。
这其中，有一个细节让人惊叹：大山名闻遐迩，却从无一本著作出版。那些年，文学市场清凉。虽然出版界和企业界不少朋友主动提出帮助，但他笑笑说，不要麻烦你们了，还是顺其自然吧。
贾大山，肯定是当时全中国惟一没有出版过任何图书的著名作家！
他的书房里，悬挂着两句自题诗：小径容我静，大路任人忙。
近平在南方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了，但他没有忘记正定，没有忘记大山。每遇故人，都要捎来问候。每年春节，都要寄来贺卡。
但大山却鲜有回应。他知道，他的年轻的朋友，肩上有着太多太多的担负。除了满心的祝愿和祝福，他不忍心有任何打扰。
1995年底，大山不幸患染绝症，近平十分挂念。1996年5月，他听说大山在北京治疗，便特意委托同事前往探视。春节之前，近平借去北京开会之机，专门去医院看望。近平后来写道：“我坐在他的床头，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，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……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，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。临走，我告诉他，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。”
近平没有食言。仅仅十多天过后，1997年2月9日，正是大年初三，他专程赶到正定。在那个他们无数次晤谈的小屋里，两人又见面了。
还是那张桌子，那个茶几，那一对沙发。只是眼前的大山，枯槁羸弱，目光暗淡，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红光满面和言辞铿锵。
近平强作笑颜，佯装轻松，提议合影。大山说，我这么难看，就不要照像了吧。话虽这样说，他还是努力地坐起来，倚靠在被垛上，挺直身子。近平赶紧凑过去。
11天后，大山走了。
这是大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张留影。陪同他的，是他的朋友，他的好朋友。
癸巳年末，我去正定采访。
大山的家里，一切依旧，还是三十年前的模样。当年的房屋，当年的木床，当年的书桌，当年的茶几。坐在那里，凝视时空，如幻如梦。恍恍惚惚中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影子，隐隐约约里，我似乎听到了那时的笑声。惟有那两尊唐三彩骆驼和骏马，依然新鲜如初，精神而挺拔地伫立着，伫立在时光的流影里，相互顾盼，心照不宣，像一对永恒的朋友……
哦，朋友，朋友，两心如月，冰清玉洁，肝胆相照，辉映你我。